爸爸曹禺和我

　　◎我保留着爸爸给我写的每一封信，在我和姐姐当兵的时候，他写给我们的信都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每一封都有五六张纸之多，最长的一封信是十一张信纸。最近我又拿出爸爸的信，看着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字迹，我觉得爸爸就像一直在看着我的生活，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直到今天依然指导我的人生。

　　一

　　1968年底，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那时我还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我爸爸被打倒，戴着高帽子站在台上被斗争。我家的大门口刷满了打倒我爸爸的大标语。姐姐在学校里参加运动，我只能整天呆在家里与父母分担他们的痛苦。红卫兵多次到家中抄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革命群众分成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对我爸爸这类所谓黑帮怀有同情，另一派“造反派”则恨不得对他们置于死地。当今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大导演林兆华当时就是北京人艺的“保皇派”。我爸爸原来的司机也是“保皇派”，他和剧院的工人师傅早早来到我家，把我爸爸的书房贴上封条，盖上了他们红卫兵组织的大印，这样我爸爸的书才得以保住，没有被可怕的造反派毁掉。

　　记忆最深的是1966年底，一天深夜，我被砸门的响声从梦中吓醒，原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来抓我爸爸。那时我才11岁，吓得不敢动弹也不敢哭，眼看着他们把我爸爸从床上揪起来，厉声喝斥，让他跟他们走。爸爸只来得及穿上一件棉袄就被他们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妈妈问他们要把爸爸带到哪儿去，他们理也不理。那次深夜抓人就是后来惊动了周总理的“揪斗彭罗陆杨”事件。周总理过问后，听说抓的人里还有曹禺，就说：你们抓曹禺干什么，他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样，过了两天，也是在深夜，他们把我爸爸送回家来，对他说：你要是敢和任何人说出你去了哪儿，看到了什么，小心你的狗命。我记得妈妈问爸爸这两天的遭遇，爸爸想说却不敢说。我小小年纪却能深深地感觉到爸爸的可怜，于是跟他说：“快吃药，快睡觉。”爸爸接过妈妈递给他的安眠药，立刻吞下去。爸爸本来就有神经官能症，睡眠不好，文革期间严重失眠，只有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药越吃越多。

　　爸爸去世后，姐姐找到一个很薄的练习本，封面上是我爸爸的字迹：十年浩劫回忆录。只写了几页纸，文章的最后一行字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文革后期爸爸被“解放”了，从“牛棚”回到家里，我们父女俩有时到附近的饭馆“灶温”去吃夜宵。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八分钱一碗馄饨的美味是世上所有的精美佳肴都无法比拟的。爸爸还和“灶温”的老厨师成了好朋友，每次去都和他聊上很久。我的小学同学到家里来玩，爸爸就带上我们一块去吃顿好的，姐姐的朋友也是一样待遇。凡是到我家来玩的年轻人，爸爸都爱和他们聊天，天南地北，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一点长辈的架子，看到年轻人他从心眼里感到快活，并用他真诚的快活感染着对方。大家都喜欢他，和他像朋友一样。后来我和姐姐都去外地当兵，我们的朋友时常到家里来看爸爸，有的成了他的忘年交，直到晚年他生病住院还来看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