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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

鎛钟

纪南城彩绘编磬

淅川下寺M1石排箫

甬钟

固始侯古堆M1有柄鼓（复制品）

湖南临澧九里虎座鸟架鼓

　　□ 卢欢

　　音乐是文明的先声。荆楚大地山川秀美，万物有灵，孕育了凝重深远、浪漫多情的音乐文化。最近热播的音乐文化纪录片《国乐的侧脸》五集中有两集聚焦荆楚音乐文化，显现了荆楚乐声在中华千年流传中的重要地位。无独有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邵晓洁推出的著作《楚乐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7月版），以出土楚乐器实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但从音乐本体角度对楚乐器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还以楚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对楚乐器文化和楚人礼乐生活进行了深入解读。现在，让我们走进书中，在“八音和鸣”中倾听千古楚乐 ，探寻荆楚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回溯中华文明在音乐领域的伟大创造。

　　“八音”之属皆有实物，鼓瑟最常见

　　楚地，巫舞娱神之风盛行。楚乐被称作“楚调”或“南音”，被誉为构建美轮美奂楚文化的六大支柱之一。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是周代贵族必备的修养。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宫中设置有乐官。楚乐舞活动几乎渗透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悦人、悦己，又娱神、娱鬼。

　　据邵晓洁介绍，古代楚人音乐生活的物质遗存较为丰富，目前所见楚音乐实物数量庞大、种类纷繁，“八音”之属皆有实物出土，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体现楚音乐的基本面貌。楚国境内发现的乐器，数量多，工艺水平精湛，为先秦乐器之翘楚。《楚辞》中的大量音乐描写涉及了钟、磬、鼓、竽、瑟、簧、箫等多种楚乐器，其中许多乐器种类在楚墓中都有对应的实物出土。鼓和瑟提及的次数最多，目前所知楚墓中出土的鼓和瑟的批次和数量也较多，文献与考古实物均证明，二者是楚音乐实践和礼乐生活中最常用的乐器，被应用于多种场合。

　　当时，以虎为座、凤鸟为架的悬鼓在楚地流行，广泛用于祭祀、宴享和战争。有认为此类鼓的动物组合造型隐喻了楚人与巴人因多年征战导致的紧张关系，巴人崇虎，楚人尚凤，以凤鸟为架且踩踏于虎背上，楚人有此设计，必有其意，以凤虎相斗、凤战胜虎用作楚人战胜巴人的纪念。乐器的多样化也催生出“八音和鸣”的音乐表演形态，构成了楚地音乐交响合鸣、歌舞相和的恢宏气势。

　　楚乐器不仅用于大型乐舞场面，如各类宫廷仪式和丧葬仪式，也用于个人抒怀。以《楚辞》记载为例，楚乐器组合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为大型乐队。即包括青铜乐钟等金类乐器的乐队，有的由钟、磬与瑟、竽等乐器组成，有的为钟、鼓与瑟、竽等乐器组合而成，如祭祀最高天神的篇章《九歌·东皇太一》、祭祀日神东君的篇章《九歌·东君》以及描写尽显巫风的娱神招魂习俗的《招魂》等。第二种为小型乐队。有以鼓为节奏乐器，与瑟、竽等乐器的组合；也有瑟、竽等乐器的直接组合。第三种为单独提及的乐器。即单种乐器的齐奏或独奏，如《九歌·国殇》中涉及大量关于战争的描写，用鼓的合奏来表达悲壮激烈的主题；《九歌·湘君》中描写湘夫人吹奏排箫思念湘君的情景，则是单纯地抒发个人情感。

　　楚人尚钟，以编钟为礼乐重器

　　楚乐器出土的集中地——豫中南、鄂、湘北、皖西，正是楚文化形成、发展、壮大的核心地带。20世纪70年代以来，纷至沓来的楚文化重大考古发现掀起了楚文化研究一波又一波的热潮。所谓“尚钟之风，于楚为烈”，楚青铜编钟无论是在出土批数还是件数上，均占较大比重，对楚人而言，它不仅是一种喜爱和崇尚的乐器，也是一种与鼎齐名齐位的重器，故而其只见于高级贵族墓葬中。

　　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编钟及乐队，包括了“八音”中的大多数乐器，计编钟65件，其正、侧鼓部的乐律铭刻铁证了中国古代“一钟双音”的现象和理论。虽然文献早有记载，但如非亲眼所见，世人很难想象我国2400多年前乐队的组合，也很难想象青铜文化最高峰时期音乐水准的真实情况。

　　曾侯乙墓出土大批古乐器，除了体量壮观的一套编钟，还有保存较好的排箫、瑟、五弦琴等乐器。曾侯乙拥有规模宏伟的乐器组合，在祭祀、宴飨场合与其他礼器配合使用，彰显他的等级、权力。即便是今天用它来奏乐，既有钟的洪亮，又有磬的清越，更有笙、瑟的流畅，还有建鼓的辉煌，真可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此外，楚文化地域的河南信阳长台关、淅川下寺和湖北枣阳九连墩、随州叶家山、文峰塔和枣阳郭家庙墓群也都先后发现许多楚与楚系乐器，再现了楚国的音乐奇迹。例如1977年在淅川下寺楚墓群出土的随葬品中，敬事天王钟是目前所发现的编钟中音乐音响性能最为完好的一套；王孙诰钟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共26件，最大钟通高120.4厘米，是目前已知的以甬钟成编、件数较多、保存情况及音色较好的一套青铜打击乐器。21世纪规模最大的楚钟发现，应是河南叶县出土的一套春秋中晚期的大型组合编钟。这套编钟分5组共37件，包括甬钟、钮钟和镈，填补了中国青铜乐钟发展史上由春秋时期较小型组合编钟跨越到宏大曾侯乙编钟之间的缺环，堪称战国时期大型组合编钟的先声。

　　读过《招魂》和《大招》两篇所描写的楚人娱鬼神招魂复魄的情景，设若我们身处钟磬笙鼓争鸣的乐声中，头脑中大概可以想象到古代楚国那样奇诡曼妙的乐舞场景。此外，以虎座鸟架鼓为代表，楚乐器多用凤鸟纹样或造型，让我们领略到楚人对凤鸟的虔诚尊崇以及随乐乘凤升天的精神世界。

　　生生不息，巫史文化于楚乐器上得以升华

　　楚国八百余年的历史中，在历经结夷夏为一体的政治发展进程的同时，熔夷夏为一炉的文化演进历程也随之完成。楚乐体系的发展非常注意借鉴中原的传统。楚人在其礼乐生活中并不拘泥于用楚人之器、唱楚人之歌、起楚人之舞、奏楚人之乐，而是广纳其他诸国的乐器、乐歌与乐舞，并将其与楚乐舞融为一体，为楚礼乐生活所用，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楚音乐的内容与风格。

　　神秘瑰丽的楚乐器，是巫史音乐文化的交融结晶。在楚乐器中，楚钟与中原钟之间的丝缕联系即是佐证。楚钟同中原钟在与编钟发音相关的钟体结构和类型等方面具有共性，而钟体纹饰母题及风格、音列设置、组合形式、在墓葬中的摆放乃至用乐规范等都有所不同。楚乐器纹饰对具象图案的解构与抽象处理，楚乐器及乐器配件极富于想象力的造型，以及乐器图像上的那些充满灵性、诡异和神秘色彩的图案等，无不显示出其源自巫官文化传统且受到中原史官文化的影响。

　　正如邵晓洁所说：“楚钟对中原钟的合理借鉴，楚乐器、楚乐对其他诸侯国音乐艺术的吸纳与扬弃，是楚人不拘一格、海纳百川、求取创新的文化精神的完美体现。”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以楚器、楚声、楚调、楚舞为代表的楚乐舞艺术才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难以被秦火所灭，生生不息，得幸在汉代复兴、延续，并一直以不同的形式留存和渗透于后世，广泛影响着后世的音乐形态和艺术精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朵瑰丽夺目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