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是原《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基础上的修订本，记得当初阅读《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徐志啸教授以凝练之笔，集翔实的资料而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轮廓清晰地将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归纳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六个历史阶段，全书条块分明，论列精当。这次修订，徐教授在基本保留原有形态的基础上，紧贴史实发展脉络和学科的时代特点，首先在结构上进行了更为科学与合理的改动。《修订本》将论述时间范畴由原先的先秦至1985年，改为整个20世纪——1901年到2000年，将原本的第一章，即史前期（先秦至19世纪末）列入书末附录，同时增补了第一章“世纪总论”和第七章“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这就为从纵向与横向宏观鸟瞰与总结整个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奠下了厚实的基础，其中尤其对世纪之交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特点所作的梳理和总结，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应该说，这样的调整既保持了新旧两个版本的延续性，且更符合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日趋健全成熟的发展规律，从著述的整体结构看，这样的修订也使全书显得逻辑更为统一和严密。
　　
      20世纪之前，在中国虽然有类似于比较文学的文学表现，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界定，它们并不能算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在中国真正达到兴旺发达，应该是在20世纪的末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比较文学也就随之兴盛，所以它的主要成果都是在20世纪问世的，而世纪末和新旧世纪之交，更是学科发展的新高度。针对此，《修订本》的第一章——“世纪总论”为我们提出了20世纪百年比较文学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探讨课题和学科理论建设问题。书中指出：时代条件决定了“多元化”是比较文学跨越世纪的主线，无论学科分支或者理论架构在此时都呈现出了与此相适应的形式表现；同时，传统的文学关系研究增添了接受美学范畴的课题，原有影响关系研究中的单向放送扩展到了双向互逆，这大大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比较诗学的日渐繁盛使得文学理论的研究不再囿于西方一统，而是通过跨国度的诗学比较，努力寻求建立适用于东西方对话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突破口；翻译本身虽在中国早已存在，但涵盖更为广义的蕴涵社会文化意象和时代信息的译介学，却是在20世纪后期才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跨学科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兴起，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促使比较文学学科向着更广阔的领域进军；国际汉学研究、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等后起之秀的分支学科，也成了世纪末夯实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力军。《修订本》的第七章——“世纪末的比较文学”与第一章的总论形成了首尾呼应，该章详尽地阐述了第一章中跨世纪课题的前景，并结合比较文学界的研究实际，分析了时代格局多元化所导致的比较文学多元化的必然性，证明了比较文学学科在时代发展中所具有的先锋性与敏感性，同时也回答了作者在全书“前言”中所提及的有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生命力的置疑——比较文学因其不断地求新求变而日益彰显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它同时也不忘强调自己的“根”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文学”上，任何“文学”以外因子的渗入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文学的问题”，这个论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在纷繁芜杂的比较文学界定问题争论中的立场和态度。毫无疑问，由上述可知，《修订本》首尾两处的增补，相较于旧本《简史》对中国比较文学各发展阶段的静态叙述，乃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份以时间发展为经以研究对象变化为纬的动态观照。
　　
      正如徐教授在“前言”中所指出的——“因为缺乏历史的透视，会使这门学科的定义与范围难以界定，自然也就难以促使它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推进与发展”，可见，比较文学学科只有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反观过去，寻讨得失，才可能与时俱进地垦拓未来，历史的比照可以对自身作全方位认识，它能促使学科更健康地发展，而停滞不前的学科则是不会有生命力的。正是从比较文学自身对于“视域”的要求，《修订本》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跟随时间移步换景，展示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比较文学沉浮起落的画卷。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比较文学正式起始于‘五四’时期”，因而果断地将《修订本》的初始改为中国的近现代之交，并且鉴于中国近代时代背景的特点——中西文化的大碰撞，而将讨论的重点定位于比较文学的透视。本书对于比较文学开端部分的注重，无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界累积了重要资料。傅东华先生在《比较文学史》中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比较文学史与一般文学史一样，其结论必须与文学史（比较文学史）的史实相符，要将史实与其结论相核对，这才能体现史家的严谨性。徐志啸教授正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原则，重修《简史》，在保留原本钩沉展示的基础上，删减掉原书中与主旨关联不大的材料与附录，使得《修订本》布局更为合理，内容更为简练充实。书末，他更站在“历史”的高度，冷静地对近年来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所谓“中国学派”论，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响亮地提出：“有没有必要建立‘中国学派’是一回事，能不能建立‘中国学派’又是一回事。”“学术界一种学派的诞生，并不是自我鼓吹出来的，更不是自封的，它是在实际科学探索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由学术界依据科学实践予以公认的。”“真有自封的话，那大约生命力也不会长久——历史早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论断，既没有妄自菲薄，也不盲目乐观，而是客观理性地为“中国学派”的建立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认识见解，这就难怪贾植芳先生在本书原序中不无赞叹地评价：本书“显示了作者——徐志啸博士开阔的文化视野，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以及严谨求实的正派学风”。

　　书中最后一章“台湾香港比较文学概述”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将台港地区比较文学研究特点和情势分析与内地状况作对比，完全可以作为内地学科建设的一个参照和反观，过去我们的比较文学似乎多少有些唯欧美马首是瞻，而台港又无形之中有着欧美的影子，如今，与欧美参照系相异的是，台湾、香港、内地各自的比较文学发展成了我们中国总谱系下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分支，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虽然眼下台湾还未统一。徐教授通过对台港比较文学的简述，是想说明相互之间经验的借鉴和参考，将有助于推进整个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发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修订本》中加入了“附录四”——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代表著作述略，这是徐志啸教授基于自己多年躬耕于比较文学领地的广泛阅读，为学者和读者精心筛选出的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其中每本书目介绍文字都融入了作者自己对该书阅读理解后的简短评介，这对于初涉比较文学者和欲在比较文学领域施展拳脚的人来说毫无疑问打开了一扇便捷之门，它让我们在面对市面上林林总总的比较文学著作时能够有的放矢地做出准确选择。

　　徐志啸教授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是一本“简史”，这次修订，也仍然承续这个特点，继续保持“简”的风格。这是实事求是之语。这部书寓繁于简，显示了作者在“史”的驾驭方面的真功力，全书虽然只是粗线条的梳理，并未展开深入的详细阐述，然百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概貌及其主要特点却尽显风姿，它给读者以“前启”的引导，为下一步的深入探寻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