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起有很长时间的中外文化交流，都以引进外来文化为主。直到近几年，为了鼓励“走出去”，对外文化输出才有所增加。三十多年来翻译出版走过的道路，成就令人瞩目，但也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曲折。回顾这个过程，从中思考和探索应坚持和该扬弃的，对于推进翻译出版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事业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多年受到禁锢的公众，对了解当代国外世界的渴望，给翻译出版注入了极大的推动力。那时起有很长时间的中外文化交流，都以引进外来文化为主。直到近几年，为了鼓励“走出去”，对外文化输出才有所增加。三十多年来翻译出版走过的道路，成就令人瞩目，但也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曲折。回顾这个过程，从中思考和探索应坚持和该扬弃的，对于推进翻译出版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时期翻译出版的发展，我认为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

打开“窗口”阶段（1978—1988）

十年动乱我国翻译出版属于重灾区，那时除翻译出版马列著作，以及像越南的《南方来信》这样极少数所谓外国进步文学以外，翻译出版几乎成了空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极左路线逐步被纠正，翻译出版事业也相继得到恢复与发展。一直到1988年的这十年，可以说是翻译出版打开“窗口”的阶段。

一、解放思想，扩大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

早在六十年代，为了反修需要，曾经由中央编译局，会同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翻译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中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著作，例如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等，作为反面材料，分甲、乙、丙三类内部分级限量发行。这批书都采用灰色封面，俗称灰皮书。后因“文革”，中断出版。

1980年4月，经当时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倡议，并得到于光远、陈翰伯、王惠德等同志的支持，国家出版局等相关部门商定，重新组织翻译出版一套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并制定了先出一百种的方案上报中央。3天后，就得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我赞成翻译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当代资产 阶级学者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一类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择。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该指定一二十位有水平的行家再精选一下。①

遵照胡耀邦同志的指示，1981年1月经中宣部批准，确定由26家出版社分工，重新开始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起初选定了《让历史来审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民主与社会主义》、《笫四国际》等95种，后来又追加72种，总共确定出版167种。，分公开和内部两类，有区别发行。到1983年这套翻译著作陆续出版了64种，受到学术界极大欢迎。1985年，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下，长达11卷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顺利在我国翻译出版。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四川人民社的“走向未来丛书”等西方当代社科新作相继出版，这些都对当时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突破“禁区”，引进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与流派。

1978年为克服全国性书荒，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一批西方作家的经典作品，使读者开始走出禁锢。随着社会上一批当代西方电影如《望乡》、《追捕》、《丽蓓卡》、《战地钟声》等相继放映，更给长期闭塞的中国观众，吹来了一缕开放的空气。

在文学翻译出版领域，“窗口”要比政治学术著作开得更大一些。例如人民文学社和上海译文社，加快了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丛书”出版的步伐。新创刊的大型翻译杂志《译林》，及时译载了一大批西方当代文学新作。随后成立的译林出版社，又推出了反映西方当今社会现实的“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和“译林文库”。还有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湖南文艺社的世界名著重译，以及全国先后出现的二十多种外国文学刊物，都成为“打开窗口”阶段思想活跃的标志。

在这个时期，要特别提一下有一批后来被誉为“开放的翻译家”的贡献。诸如董乐山、施咸荣、梅绍武、袁可嘉、柳鸣九、李文俊等人，他们思想解放，熟悉西方文化，勇于突破禁区。他们参与翻译或主编的《等待戈多》、《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等，使我国读者跳出以往“左”的束缚，能够较客观和全面地看待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与流派。

同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解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指定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现代新潮文艺作品，统一采用黄色封面（俗称黄皮书），也限内部发行。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上述“黄皮书”中有一部分，如《麦田里的守望者》、《战争风云》、《愤怒的回顾》等，也开始冲出“内部”陆续公开发行。1980年4月15日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去世，正受到对外开放鼓舞的中国出版界，竞相出版《鼠疫》、《局外人》、《萨特自述》等存在主义图书。柳鸣九、施康强等专家还发表《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等文章，使读书界特别是高校学生中一时兴起了“存在主义热”。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思潮和流派还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心理小说、法国新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日本推理小说和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扩大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成果，拓展了人们视野，活跃了学术空气，也对中国的文艺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当时魏明伦编的川剧《潘金莲》，就借鉴了荒诞派戏剧的某些技巧。

三、拨乱反正尚有阻力，翻译读物的价值评价存在分歧。

党中央关于拨乱反正的方针，为翻译出版松了绑，但也曾遇到阻力。这种阻力，有的是来自“左”毒尚未彻底肃清；有的则是习惯用长期受禁锢时的眼光看待新事物，导致对翻译读物的价值评价出现分歧。这阶段出现过几个较大周折。

（1）《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飘》的风波。1980年4月７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致信胡乔木同志，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1979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8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3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鹜，这真是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②

胡乔木同志将这封信，加了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如果是“文革”期间或在此之前，像这种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那可是一件政治大事。幸好这事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拨乱反正，清算各个领域长期留下来的“左”的流毒，因此，江苏省委对待此事十分慎重。当时的省委书记许家屯在这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

……《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③

接着1980年4月下旬,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内刊《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乔木同志批转的冯至先生的长信，并加了如下的按语：“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应该认真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但在出版这些作品时应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身心的精神食粮。《译林》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当代外国的文艺动向和社会状况。我们希望《译林》以及其他文艺刊物，都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帮助群众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以便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④  

江苏省出版局领导接到批文后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在电影公开放映之后，《译林》把其原著翻译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全面认识当今英国社会。《译林》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健康的“通俗文学”，符合党的“双百”方针，这不是什么错误。一面责成编辑部自查，一面如实向上报告。

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会议上多数人都不赞同冯至的看法。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在做会议总结时特别举出关于《译林》的争论为例。他说：

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做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同志七十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了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⑤

在这之前，冯至先生曾托戈宝权先生向《译林》打招呼，说“出版界把外国人扔在垃圾筒的书也捡来翻译出版”这种说法，是他“听汇报时误传了”，是个误会。在期刊会议闭会当晚，他又派车接笔者去他家里，说由于他那封信，给《译林》带来很大压力，对此表示歉意。至此，由于中央处理得当，《译林》风波顺利得到解决。冯至先生后来还在《译林》上发表过文章，并与笔者成了朋友。

对出版《飘》的批评，一度来势也不小。先是一家大市的报纸，连续发表了《〈飘〉热和〈根〉热》、《〈飘〉到哪里去？》两篇文章，对《飘》批判的调门相当高。1980年4月18日，一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接待外宾时说，中国“也出版了像《飘》那样不好的东西”。23日报上又刊登了《揭开〈飘〉的纱幕》，其他内部通报上更有批《飘》的声言。不少出版人认为，批《飘》，除作品因素外，实际上还反映出当时有些人对地方出版社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个新方针的抵触情绪。好在国家出版局并不支持对《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飘》的指责，这个态度，在1980年5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获得了许多出版人士的赞同。这件事，后来还惊动了邓小平同志。

1980年6月13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门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小平同志的这些看法，不仅为这本书引发的风波做了结论，更为翻译出版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清除精神污染”出现的反复。1983年初随着对“人道主义”和“异化”批判的升级，接着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一开始把奇装异服、流行歌曲都看成是“污染”。在翻译出版上则要求清查自1980年以来各种书报刊的译作。在这种压力下，“萨特热”、“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笫22条军规》等都挨批了，就连《译林》上涉及日本妓女身世的短篇小说《我的茉莉子》，也被“戴黄眼镜的人”当成责难的靶子。

邓力群领导的研究室，1980年起编了一本类似上级文件的内部刊物《情况通报》⑥，经常批评被他们视为有“自由化倾向”的文艺作品，给当时不少文艺界人士带来巨大压力。该通报曾多次点名批评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如1983年11月15日第335期：指责该社“有些书宣扬色情、淫乱，赤裸描写性技巧。而且竟印18万册之多，向全国广泛发行，这种做法，理应受到批评和制止。”

这本内刊又称，前两年，一些出版社以介绍“大众化文学”为名，掀起一股出版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的热潮。据统计，两年的时间，全国共出版了100多种这类作品，印3000多万册，仅群众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30余种，印1300余万册。其中，《福尔摩斯探案集》共印了820余万册。英国作家克里斯蒂的作品，先后出版了30余种，印数百万册。对于竞相出版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的问题，中宣部出版局和原国家出版局，曾多次向有关出版社打过招呼，并于1980年3月发出停止出版这类读物的通知。对问题突出而又不听招呼的群众出版社总编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宣传动态》对他们进行了通报批评。中宣部给公安部党组去信，建议他们检查群众出版社执行出版方针的情况。从而使这股‘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热潮’基本刹住。但今年，群众出版社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日本推理小说《追捕》。 显见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这本《情况通报》，把出版《福尔摩斯探案集》和《追捕》这类侦探小说，都等同于“精神污染”而不断点名批评，这无疑给当时的文艺和出版界，常来了巨大的思想和政治压力。

更不可理解的是，本来就是当作“反面教材”内部发行的“黄皮书”，这时也被某些权威人士认为“扩散这些东西，这不能不说是精神污染”，“助长了自由化思想的泛滥”，以至不得不叫停原定的出版计划。1984年虽还允许三联、商务、社科、新华、世界知识五家出版社可以少量出版这类书，但他们都因有顾虑，无意再冒风险。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此时事实上夭折了。

1983年底，胡耀邦同志在一次与新闻界人士谈话中，強调要分清“精神污染”的界限，其中涉及翻译出版的部分指出，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⑦。这个精神贯彻以后，出版界一度困惑的思想得到了澄清。“清除精神污染”这一反复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使当时翻译出版正在上升的势头明显受到了挫折。

（3）《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的遭遇。此书是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名著，在西方曾一度被教会势力认为渲染色情受到查禁，但后来已获平反。它最早的中译本是1936年饶述一的译本。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此译本出-版，被人举报，受到查禁。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同志，２０１４年７月25日在《文汇读书周报》著文，就此书出版的处理作了专题回顾。

据已公布的材料，对此书的出版，最早是中央党校熊复同志提出批评。这件事当年曾惊动中央多位领导同志。国家出版局于1987年1月16日，以（87）出版字第45号文，发出《关于禁止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通知》，相关出版责任人，也因此受到了不同的处分。后来，对已印制的允许有控制销售，实际上是全部发行了。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新的译本，依然受到了不同形式的限制，直到前几年，才完全放开出版了。

这本外国名著引发的出版周折，反映出不同时段对翻译读物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评价，而这种评价，又往往受到当时某些长官意志的影响。多年之后，外文所副所长陈冰夷同志，曾对他的同事兼邻居葛林同志说，冯至先生那封“告状信”，是胡乔木同志授意，经冯至与陈冰夷共同起草的。但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同志又撰文披露，九十年代胡乔木同志在评论《金瓶梅》的一封信中表示，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决不能只当作淫书一禁了之” ⑧ 。显示他前后的态度有了变化。对这一段出版史实，笔者的看法是：因为建国后长期封闭禁锢，加上受“左”的流毒，国人对外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现代文学的实况所知甚少，对西方新潮流行小说更少涉猎，胡耀邦、邓小平、冯至等领导也不例外。刚对外开放，胡乔木有意通过“写信”方式，批一下出版西方通俗文学，这个主意冯至也有同感，以至把《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飘》视为异物而予以批判。从当年授意批评这两本书，到后来主张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能一禁了之，表明即使像胡乔木、冯至这样的高级领导和学者，同样有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长官意志也是会有变化和长进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前后出版的周折，正是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以及对外开放的观念，同时逐步深化的一种反映。

四、膨胀过快，翻译出版一度呈现滥和乱的现象。

“清除精神污染”不当做法被纠正以后，学术、文艺界各种思想、观点的发表和讨论很活跃，翻译出版的门类、品种和印数都迅速增加，但到八十年代后几年，翻译出版却膨胀过快，以至出现了过滥和混乱的现象。表现在：

（1）内部发行书失控。以前对有些翻译书实行：内部发行；公开发行控制印数；不标明“内部发行”但限内部征订等，不同的发行方式。八十年代后期，不少原定内部发行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被出版社改为公开销售；原先经专家选定的外国政治类翻译书目，也被有些社自行扩大了。这类书引进欠慎，膨胀过快，以至在部分读者特别是青年中产生了消极影响。

（2）外国文艺书刊充斥市场。那时出版外国文艺书刊很赚钱，许多公营出版社包括专业性很强的专业出版社，纷纷挤向这个领域，加上民营书商的介入，翻译出版的主体顿时倍增，翻译出版市场在鱼龙混杂之下，出现了一批赤裸渲染色情和暴力的翻译书。1987年先是出现美国“杰姬·柯林斯热”，随后又出现日本“西村寿行热”。西村渲染暴力、色情和恐怖的小说，如《暴虐》、《兽性猎物》、《男虎女豹》、《暴力与色欲》、《恶魔三牙》等，大批快速上市，短短一两年就多达36种。这类封面刺激、内容腐朽之书，在柜台、书摊几乎到处可见

（3）引进外国漫画书把关不严。这期间，电视台和出版社都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儿童漫画，其中有健康的，但也确有过分宣传暴力、恐怖等消极倾向的，引起社会上不少舆论的非议。因为漫画书需要翻译的文字很少，翻印图像成书快，成本低，利润高，促使不少出版者尤其是一些书商，竞相争抢这块“洋蛋糕”，结果又一度造成乱印滥出。

针对上述现象，当时的文化部出版局，曾于1983年9月3日，发出《关于控制出版西方文学作品的通知》。1984年12月25日，又发出经中央宣传部批转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报告》。1986年7日23日，国家出版局的内刊《出版情况》第32期，在报道《译林》编辑部在无锡主办“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情况交流会”的同时，重申了必须加强对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监管，强调安排翻译选题时，一定要坚持择优介绍的原则。这些措施，虽对引领翻译出版导向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翻译出版的散滥现象，似乎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整顿调整阶段（1989—1993年）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出版界根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求，严厉批评了“对待西方文化上的无政府状态”，着手“整顿出版阵地”。涉及翻译出版的整顿措施包括：

——1989年8月，新闻出版署发出查封《玫瑰梦》等一批淫秽外国小说的通报，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处罚。

——同年，曾有错误倾向的“走向未来丛书”停止出版。

——压缩、限定出版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出版社，地方只限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

——随着查禁带来恶劣影响的《性风俗》一书，大力制止出版中的“性作品热”。

——1990年，新闻出版署图书司以“司徒舒”的笔名，在报上发表《“兽行”不可再肆虐》的评论，严厉批评出版西村寿行一些渲染性暴力、性变态的小说。并通报要求淸查，从严控制出版。

——开展图书和音像制品的“扫黄”斗争。

——规定出版外国漫画图书，其选题必须事先报批。

——《加里森敢死队》等存在不健康内容的电视连续剧停止播出，相关图书不安排出版。

——1991年新闻出版署在桂林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会议，对外国文学翻译出版进行总结，随后发出了整顿和提高的文件。此次会议，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开展行业活动。

——同年，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核定外国文学出版任务的通知》，两批核定全国38家出版社可以出版外国文学，还规定必须配备必要的外文编辑，方可出版翻译书。

——外国文学刊物经过整顿，加上其他原因停刊的，从高峰时的二十多家，降到此时的七八家。

这个阶段与翻译出版密切相关的事件还有：1990年我国颁布《著作权法》以及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自此之后，翻译出版外国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必须事先获得合法授权。许多出版社因不熟悉或舍不得花钱去买版权，以至翻译出版的积极性大大受挫。这个阶段，一方面因为出版社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出翻译书多要先买版权，使得翻译出版外国当代新作的数量明显减少，1993年前后，成为新时期翻译出版的谷底。

实施市场经济阶段（1994年以后）

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版主管部门在整顿调整之后，强调要进行出版改革，狠抓出版繁荣。在这种形势下，加上出版社渐渐适应了“先买版权才能翻译”这种新观念，于是从1994年开始，翻译出版界又迎来了新一轮面向市场的快速发展。

一、出版业向市场经济转型，翻译出版更加开放。

随着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出版社确定选题的自主性更大了，而主管部门出台的各项繁荣出版的措施，更激发了出版社多出好书的积极性。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宋木文指出：“要下功夫抓出一批健康有益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出版读物，特别需要一批真正优秀的通俗文学读物”，“为党政机关和教学、研究单位提供各种资料，包括反面资料，今后也要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继续做好”。这种指导思想带给翻译出版的变化，就是出书更加开放了。例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以前大多翻译20世纪以前的外国学术著作，后来大大增加了当代名著的比重。三联书店更推出了“学术前沿丛书”，首次翻译出版了哈贝马斯、哈耶克等富有前沿思想的理论著作。一度沉寂的萨特、庞蒂、巴特等反映法国新思潮的作品，又活跃在翻译图书市场。

在外国文学领域，西方各种有影响的获奖小说、流派新作、争议作品等，几乎两三年就会出现中文本，翻译图书已不存在“内部发行”了。引人瞩目的是，曾在西方引起争议、又备受世界文坛赞誉的当代文学名著《尤利西斯》，在问世72年之后，1995年终于在中国首次出现了“译林版”和“人民文学版”两种中译本，而且一字不删。这件事曾被外国媒体广泛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上翻译的开放程度，更是不受限制。

二、翻译出版空前繁荣，引进图书趋向注重实用。

1978—1990年我国出版翻译书2.85万种，年均2192种；1995—2003年增为9.44万种，年均1.05万种，年均增幅大约4.3倍。在这以后，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11年从国外引进版权15592种，其中翻译出书的，至少12000种以上。这表明近些年，我国翻译出版的总量，一直处于稳定上升的状态。其繁荣的另一标志，就是翻译出版的门类、选题、体裁、题材、出版形式等等，新意迭出，琳琅满目。社科类除老牌丛书持续看好外，又涌现一批较有影响的新译丛：如商务的“文化与传播译丛”；社科社的“国际学术前沿观察丛书”、“点金石译丛”；上海世纪的“东方编译所译丛”；南京大学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译林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等等。文学类更是翻译得又多又快。近几年西方文学大奖的获奖作品和影响大的作品，几乎都有中译本。除小说外，外国政治家、大企业家、明星、球星等的人物传记和回忆彔也备受青睐。但进入新世纪以后，跟风追逐市场的现象稍有转变，引进的书目趋向注重实用，例如重视引进经管、企管、财富、生活、心理等方面有更多实用价值的书。

这个阶段形成“翻译出版热”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引进版获利很丰厚。近几年来，引领畅销书风骚的有不少都是翻译书。如文学类的《廊桥遗梦》、《马语者》、《致加西亚的信》、《挪威的森林》、《魔戒》、《达·芬奇的密码》；经管类的《穷爸爸、富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蓝海战略》；少儿类的《哈利·波特》、《冒险小虎队》等等。特别是《哈利·波特》，以7卷累计发行5000万册的巨量，创造了翻译书发行的奇迹，并且带动印刷、纸张、书店、物流等相关行业跟着升温，被誉为出版业的“哈利·波特现象”。即使是再版重印的翻译书，有不少其市场销量及盈利都很好。例如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等名家的老书，多次再版依然好销。只是这样一来，引进的版税率不断被抬高，以至加大了翻译图书的出版成本。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切实加強对外翻译出版。

在实施市场经济这个阶段，翻译出版的另一项突出成就，就是加快了图书“走出去”的步伐。1999年，我国引进版权6461项，输出版权418项，进出之比为14:1。到了2013年，引进18167项，输出10401项，进出之比缩为1.7:1。这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巨大成果。尽管输出版权中，有一部分是在境外进行翻译出版，但从文化输出的角度观察，其性质与在国内翻译出版是相同的。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外国读者希望通过图书了解中国的愿望也日益强烈，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在加强对外翻译出版方面釆取了许多措施。这方面主要的大事有：

（1）每年举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除大力扩大本国书刊、音像制品、数字出版的对外版权贸易之外，并为国际版权贸易提供交易平台，推动北京书博会，跻身世界重大书博会行列。

（2）鼓励与境外出版商合作。推行“输出版权、国外出版”、“国内造货、外商发行”、“委托代销、按需印刷”、“共定选题、定制出版”等多种新模式，充分利用境外的翻译出版资源。   

（3）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由政府实行资助翻译费，鼓励外国出版机构和译者翻译出版中国作品。资料显示，仅2006年一年，向19个国家210个项目资助的翻译费，就超过人民币千万元。目前的资助规模及金额，那就大得更多了。

（4）为提高出版社对外翻译出版的积极性，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由国家建立专项基金，从2009年起，每年审定一批符合“经典中国”要求的优秀作品，向已签约对外输出的出版社给予资助。6年来，已累计资助近两千种。

（5）扶植“熊猫丛书”等外向型图书的扩大出版，还组织有实力的出版社，联合出版外文本《大中华文库》，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中国古典名著。这套文库英文本100种的出版计划，已基本完成，正在展开法文本和西班牙本的翻译出版。可喜的是，这套文库在国外的品牌效应日益提升，有些书已实现保本并开始盈利，市场前景看好。

（6）在外国建立孔子学院。既传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也协助联系当地懂中文的汉学家，共同推动对外翻译出版。

四、奖优治劣，打击翻译造假，规范翻译出版市场。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受利益和竞争的驱动，翻译出版的部分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乱象。表现在：译德淡忘、诚信缺失、结构失衡、质量下降、竞争无序、重复出版、抄袭剽窃、以及评论不受重视、导向声音薄弱、盗版屡禁不止、翻译资质缺乏监管，等等。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上出现了“众包法”、“私译”、“译制工房”等新的翻译模式。除了个人系统思维这种传统的翻译方式之外，又多了众人碎片式流水作业的翻译方式，使得网络翻译的效率和开放程度大大提升了。像小布什自传《决择时刻》和《乔布斯传》这类畅销书，从翻译到出书，只需个把月就上市了。 

“萝卜快了不洗泥”，单纯图快抢市场，难免带来翻译质量的下降。至于抄袭、盗印、造假等侵权违法行为，更是禁而不绝。前几年就出现过一人能译十几种外文的“文抄公”，还有的玩弄文字游戏，变相抄你没商量。以前多是个体书商搞抄袭，后来有些国营出版社，不顾信誉，也加进这个不光彩的行列。多年来，读者对翻译出版存在的乱象多有不满，媒体上也常见呼唤译德、整顿翻译出版的呼声。这种现象，已经引起译界及出版管理部门的关注。目前，已经和正在采取的治理措施，主要有：

（1）加强崇尚诚信和恪守职业道德的教育，并把它作为出版人员考绩和出版社评比先进的重要指标。凡有侵权和违规劣迹者，均取消其参与评优的资格。

（2）加强法治管理。2013年3月1日起生效的新《著作权法》，加重了对侵权的处罚。其中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比以前规定，罚款幅度从3倍增为5倍；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罚款也从10万增为25万元。尽管惩罚力度还不够大，但至少加強了打击侵权的震慑威力，使版权的保护又前进了一步。

（3）加强翻译工作统筹与管理。201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翻译研究院”，负责重大翻译规划、开展翻译学术研究、建立高端翻译人才库、推动翻译人才培养、督促译界守德自律，等等。这些举措，对于保障和提高翻译质量、规范翻译管理，无疑会产生促进的作用。

（4）为了提高翻译图书质量，建立优秀翻译图书的奖励机制。从1991年起，新闻出版署委托中国版协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先后组织了6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评奖。另有四十多种翻译书，荣获了“国家图书奖”和“出版政府奖”、以及这些奖的“提名奖”。此外在“中国图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彩虹翻译奖”中，也都有优秀翻译图书受到奖励。这对表彰翻译图书的译者和出版者的贡献，都起到了激励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我国翻译出版领域，无疑取得了巨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促进对外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的已得到解决或改善，尚待克服和完善的，也多引起了关注。相信在建设文化强国和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翻译出版也必然会迎来更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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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扬子晚报》2014年7月11日“传奇解密”版。

②、③施亮：《<译林>事件始末》，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④、⑤《波涛上的足迹》，重庆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⑥引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⑦《宋木文出版文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⑧杨牧之：《出版史上的一段故亊》，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