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价体系中，将稿子交给“非核心期刊”的《现代中国》，不无“明珠暗投”的遗憾。因为，所谓学术水平高低，那是软指标；被不被官方承认，却决定了当事人的职称晋升以及奖金发放。因此，值此纷纷“核心”之际，愿意投稿给民间学刊的，都是两肋插刀的“英雄好汉”。

　　北大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内部，供稿最积极的，当属“劳动模范”孙玉石，他总共在《现代中国》发表了9篇论文。其次是钱理群，表面上只发了3篇，另外还有两篇是被“和谐”掉了。每当我苦着脸向他传达出版社“顾全大局”的要求时，他都很大度，说“没关系”。如此屡败屡战，老钱没有一句怨言，依旧给《现代中国》供稿，这让我很感动。王风除了提供4篇精彩论文，还负责撰写每期封三的杂志介绍。这些短文很不好写，除了准确、简要，还得隐约透露我们的关怀——借此表示我们集刊追摹的目标。此外，中心成员积极撰稿的还有欧阳哲生8篇、胡军7篇、吴晓东6篇、贺桂梅6篇、严家炎3篇、洪子诚3篇、温儒敏2篇、谢冕2篇、朱青生2篇、陈泳超2篇。

　　至于中心之外的作者，最积极也最值得感谢的是夏晓虹（9篇）、王德威（5篇）、赵园（4篇）三位。此外，北大校内教授罗志田、周小仪、方锡德、龚鹏程、陈晓明、李杨、韩毓海、张颐武、张辉、高远东、孔庆东、姜涛，以及校外专家耿云志、么书仪、张菊玲、钟少华、张西平、李长莉、黄修己、解志熙、程光炜、李今、杨联芬、高恒文、罗岗、陈方竞等，都曾给我们提供好文章。

　　还得感谢国外以及境外的作者，包括美国的王德威、奚密、张旭东，日本的平田昌司、尾崎文昭、北冈正子、沈国威，英国的贺麦晓（Michel Hockx）、新加坡的关诗珮，台湾的沈冬、梅家玲，香港的陈国球、陈建华、黄子平、许子东等。另外，还有作为嘉宾出席讨论会的丸山昇、木山英雄、宇文所安、李欧梵等。

　　正是以上这些很有光彩的名字，支撑起《现代中国》的学术形象，也使得我们有能力在汹涌的时代大潮边，保持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特立独行的姿态。

　　我的《告别〈现代中国〉》撰于2012年12月24日，初刊《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11日，可这一期终刊号竟一拖再拖，直到近日才发行。这不是出版社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在犹豫。说实话，作出停刊的决定是很痛苦的。也曾考虑妥协或变通，可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自我了断好。为什么？我的判断很明确，推崇民间学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若是著名学者，还可勉强“自作主张”；但如果是青年教师，想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那纯属“自我放逐”。这个时代，要不进入体制，争取多分一杯羹；要不走自己的路，不要眼红别人的好处多多。

　　说实话，我以及我以上的先生们是有“自由挥洒”的空间的，文章在哪里发表都可以，不一定非挤占《历史研究》或《文学评论》的篇幅不可；但年轻学者不一样，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办杂志得靠他们，既希望他们“投入”，又害怕他们“过分投入”。思前想后，还是停刊好。

　　将来有一天形势好转，他们中有人愿意赓续这个传统，当然很好；若没有，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就此别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看现代史上那么多优秀学刊，不也都成为遥远且美好的记忆？

　　（本文作者为《现代中国》主编、北大中文系教授）

　　2001年创办的《现代中国》，前五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出版社负责全部费用，印刷装帧都很不错，唯一的遗憾是发行问题；后十辑请北京大学出版社接手，虽然我们略有资助，但还是需要出版社多加补贴——对于这两个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我始终心存感激。

　　在第一辑的《编后记》中，我提及：“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学者必须接受‘系统训练’，这已经成为共识，而且正在迅速落实。我担心的是，‘专业主义’一旦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合规矩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的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对于人文学来说，这个代价并非微不足道。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必要的。”此文以《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为题，发表在2001年5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我在文末称：“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曾表白要以学术的方式，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及文化建设。了解北大的历史传统及其现实处境的读者，当能明白此话背后隐含的学术意识与人间情怀。《现代中国》的创办，希望能部分落实当初的宏愿。” 想得到的，未见得就能做得到；但如果连想都不敢想，只晓得“顺流而下”，那就太可惜了。

　　此集刊没有采用现在很多名刊所标榜的“匿名评审”，理由是：“办报办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是争取第一，即办成某领域内说一不二的‘权威刊物’；一是特立独行，要求性格鲜明，且有明显的文化关怀——此乃《新青年》以降新文化人的思路。前者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需要众多专家的公平鉴定，‘匿名评审’可以杜绝滥竽充数者。后者的选稿标准，并不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指标——很可能采用虽不成熟，但很有冲击力的论文，而排斥学术水平很高，但志趣完全相反者。”（杨早：《关注“现代中国”——就〈现代中国〉的出刊访陈平原先生》，《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这个思路不见得能被广泛接受，但确实是我们的工作策略。说白点，这更接近民国年间的“同人刊物”。并不标榜质量上乘，更关注的是集刊的整体风格是否明晰，以及有无自家面貌。因现实条件限制，《现代中国》上其实没有多少“非常可怪”之论，聊以自慰的是，所刊论文多能自主、自立且自洽。

　　除专业论文外，《现代中国》坚持发表长篇书评，是一大特色。每期评价近两年出版的十几本专业著述，带有推介性质，且借此呈现自己的学术标准及现实关怀。值得庆贺的是，在国内学术期刊大都停发书评的当下，我们坚持下来了，十五辑学刊总共发表了119篇颇有分量的学术书评（不是一两千字的书介，而是五六千乃至上万字的书评）。撰写学术书评的，偶有名教授，但以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为主力。随着岁月迁移，这些书评作者，很多日后为集刊提供了很好的专业论文。可见，此栏目既荐书，又培养作者，可谓一举两得。

　　《现代中国》之所以能略有所成，最应该感谢的，当然是各位作者。因为，在目前的评　　除了书评，《现代中国》的“学术对话”栏目也很有特色。有专题演讲，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圆桌会议纪要。如第六辑之《“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与日中文化交流》（丸山昇等）、《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等）；第九辑之《海外中国学的视野》（王德威等）；第十三辑之《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宇文所安等）、《〈北京苦住庵记〉谈话会》（木山英雄等）、《〈废名集〉笔谈选录》（解志熙等）；第十五辑之《“跨媒介”如何对话》（李欧梵等）。作为主编，我多次打破惯例，将演讲、对话或资料考辨放在“开门见山”的地位，理由是:“在正襟危坐的论文之外，建立‘对话’栏目，容纳若干很有见地，但未必符合学院派脾性的‘言谈’，也算是有张有弛，相得益彰。作为文体的答问、对话、座谈、演讲等，不可能像专业论文那样精雕细刻，但其‘逸笔草草’，也自有其特殊魅力。”（《现代中国》第六辑“编后”）你可以说这与我等早年“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经验有关，可也是对日渐呆板的学术期刊编辑思路的反叛。

　　（原标题：民间学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