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这个地球的天气越来越坏了。就是现在，巴西的暴雨已经下了超过一个月，欧洲却正经历五十年一遇的严寒。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热门词语。好了，我们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希尔曼和约瑟夫·韦恩·史密斯给出了令人吃惊的答案。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一书中，他们明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民主制的自由和腐败加剧了这些已存在和即将发生的巨大的环境问题，并且这个统治体系是不太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更加引发争议———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威权统治之上。

　　这可很有“政治不正确”的味道了。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真正的罪犯是自由资本主义吗

　　他们认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是有生态缺陷的，因为它导致公地悲剧”。所谓“公地悲剧”，是指有限的资源注定因自由使用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过度剥削，因为每一个个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然而资源耗损的代价却转嫁所有可使用资源的人们。

　　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了现代企业制度，“真正的罪犯不是自由民主，而是自由资本主义”。他们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说，法人只有一项社会责任，那就是为股东赚来尽量多的钱，“这是一项道德命令，而以环境目标代替利润是不道德的”。在他们看来，这一点就是“民主制这一漏水船最终沉没所撞上的岩石”。

　　然而，这不是一条过硬的理由。没错，大型企业确实早就被非政府组织认定是不负责任的资源浪费的罪魁祸首，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企业并非长着同一副面孔。我们熟悉的几家大型跨国公司正在积极致力于环境保护。当然，我们必须等着看它们实际是怎么做的。不过，先入为主把它们拒之门外无疑是不明智的。就像安东尼·吉登斯说的，它们的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将变得极端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提供大量资金，还因为它们能开发新的技术。

　　生态上可持续的威权政府

　　依我看，作者“民主失灵”的断言没有令人信服的逻辑。他们只是列举了民主制国家目前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无力，然后就急冲冲地将这种无力归咎于民主制本身。这种逻辑貌似有理，其实是怪错对象。

　　其实，作者自己也觉察到这一点。他们一开头就承认，所有现存的专制政府的环境记录比所有自由民主社会的都要差。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把威权统治当做救世主呢?

　　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以科学专家统治为基础的柏拉图式专制”，他们称为“生态上可持续的威权政府”。他们的主张是像斯巴达人一样，从童年起对一部分精英进行特别训练，只不过那些思想者不是强健的战士，而是拥有立足于生态学知识并且做好服务和统治准备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对自我扩张和积累物质财富不感兴趣，有广泛的知识、科学和社会管理技能，能够带领人类闯过环境危机的人。这样的社会在作者心目中的范例是新加坡。

　　姑且不去管新加坡是不是值得追求的天堂，我们只需要提问：威权政府与可持续生态具有天然的联系吗?尽管他们说，在八个东南亚国家之中，森林采伐率最高的是最民主的两个国家菲律宾和泰国，最低的是最为威权主义的缅甸、越南、老挝和印度尼西亚，但是对于这个现象，显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所以他们也承认“我们也不能推论出威权主义国家保护森林”。事实上在威权主义国家里发生的生态灾难不胜枚举，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就是最好的例子。

　　民主自由应该扩大而不是削弱

　　尽管如此，作者的想法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就连安东尼·吉登斯也说，“如今必须有一种向更大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回归”。但是这种国家干预主义要去到什么地步?人民要如何服从?在何种程度上服从呢?

　  在这里，也许我们更应该听取安东尼·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里给出的告诫：“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时，计划必须与民主自由相和谐，某些民主自由还应该得到积极的扩大，而不是削弱。”

　　在我看来，作者显得有些一厢情愿。他以为威权统治一定可以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因为“心往一处去，劲往一处使”，却忘记了詹姆斯·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里告诉我们的，“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他以为精英领袖一定可以专心致志依照既定目标带领人类渡过难关，却忘记了不受约束的权力会让道路最终偏离原来设定的方向(请见《阿凡达》里在地球资源枯竭之际成立的“资源开发管理总署”，它主持了对潘多拉星球生态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以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越简单越统一越好，在当今的世界，唯一的价值就是生存，“对于我们来说，自由并不是最根本的价值，仅仅是多种价值中的一种。生存作为一种根本得多的价值进入我们的脑海中”，却忘记了一元化社会是多么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