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抓一促 三严三实
立世之道,为人之本 ——浅淡“做人要实”
时间:2015-09-02 来源:湖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周祥雄 浏览量:3090

    全党开展“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已近半年,许多理论家对“三严三实”的内涵作了精辟的论述,许多领导也谈了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我读了他们的文章后,受益颇多。本人理论修养不高,水平有限,不能全面而深刻地领会“三严三实”内容和意义,只能就其“做人要实”这一点,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几点肤浅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认为,习总书记提出的“做人要实”包含如下五层意思。

    第一,做人要讲底线。

    做人讲底线,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在亚当和夏娃为赤身裸体而感到羞愧的那一刻,文明就产生了。在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人逐渐脱离了动物性,有了自律和共同遵守的范式,这种自律和范式就是做人的底线。随着社会化的提高和分工不同,产生了众多的职业,于是就形成各种不同职业的底线。

    然而可悲的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物质文明得到空前的发展,精神文明却断崖似的下滑。做人的底线屡屡被践踏,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夜暴富,坑蒙拐骗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都敢做,正如马克思所言,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们宁愿冒上绞刑架和断头台的风险。为了敛财,教师不顾师道尊严,搞有偿家教;医生不讲救死扶伤的医德,没红包不上手术台;警察不严明执法,搞钓鱼执法……各行各业都有人肆意冲破职业底线。

    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和众多小苍蝇们都是见利忘义,一再冲破作为共产党人的底线,而葬送自己一生的。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就是以做人的底线、做职业的底线、做党员干部的底线为戒尺,把党纪党规、国纪国法摆在前面,任何时候都不能逾越。作为出版人,我们要守好我们的职业底线:不出质量事故和政治导向错误,为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

    第二,做人要实在。

    实在是对做人的品行要求。人的良好品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成长环境的熏陶、社会教育的养成,而且还需时间的沉淀。

    我们从小接受的都是正面教育,父母要我们做个老实人,老师要求我们做个踏实的孩子。然而,当我们走向社会后,残酷的现实一再颠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观念。

    前不久,我读了湖南著名作家阎真的《活着之上》,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至现在20多年的大学生活状况,反映出良币如何被劣币驱逐的令人心痛的现实:专心做学问的实在人在生活面前、在学术发展面前处处碰壁、处处受辱,而与之相反,那些不学无术的所谓的精明人,如鱼得水,如沐春风,靠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靠“密切”联系领导和学术权贵,最后成为学术新贵,执掌教学帅印。类似的景象,在当今中国的其他领域普遍存在。看完后的确令人心酸、心寒。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做个实在的人好。在人生的长河中不能因为一时吃了亏,受了委屈和挫折,就放弃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生在世,不论是实在之人,还是虚假之人,都有各自的烦恼和不如意的地方。做个实在人,至少活着安心。

    一个搞虚的人,一个成天搞忽悠的人,相处久了,谁还会相信他的。这样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不断地更换领导;不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这样,他们才会有机遇,才会有市场。

    我信奉陈云同志的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有实在人,才能做成事!

    第三,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诚实守信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洗礼,人们逐渐认识到诚实守信的价值。信义是无价的,过去我们为不讲诚信付出了太多太大的成本。

    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充分说明出版人诚实守信的重要性。我在少儿社工作时,曾带领科普编辑室的编辑拜访中国著名科普作家刘兴诗老先生,并签下了他大部分作品的出版权。谁知回来后,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刘先生是一个过时的作家,其作品内容陈旧,缺乏市场竞争力,又恰在这时,刘先生要装修房子,急需要一大笔钱,希望我们能先预付30多万元稿费。编辑部的同志很着急,既要论证刘先生作品市场竞争性和优越性,又要说服财务部门和社领导同意预付稿费,还要接待刘老先生一家到社里回访。经过一番工作,终于搞定了。刘老先生知道后,非常感激。去年,刘老先生作品陆续问世,获得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些时候,听说有其他出版社的领导也想出版他的作品。刘先生说了一段令我十分感动的话。他说,我把产品给你们就对不起周社长,虽然现在周社长已调离了少儿社,但科普编辑室团队还在。

    我讲这个例子,不是说我在与刘老先生合作过程中起多大作用。而是提醒我们编辑部的主任和编辑,跟作者交往和合作时,一定要以诚待人,要讲信誉。只有这样,我们与合作者才能保持良好的、持续的合作关系,才能互惠互利。

    第四,做人要坦荡。

    坦荡,词典上解释是心地纯洁、胸襟宽畅。我个人认为坦荡这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也是当下中国最稀缺的品质。中国古代先秦之时,多有侠客,也多有坦荡之人,明清之后,这两类人就很少见,到了现当代,几乎绝迹。做坦荡之人,代价太大了。1957年反右,多少坦荡的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遭受20年牢狱之灾;1958年大跃进,多少坦荡的干部,同彭德怀、黄克诚一样被打入另类;文化大革中,多少坦荡之志士,如张志新惨遭割喉,被人民民主“专政”。当下,做个坦荡的人,虽无杀身之祸、牢狱之苦之虞,恐怕遭受不白之冤、饱受精神折磨之苦还是避免不了的。

    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现在的社会状况,恰恰相反,是“小人坦荡荡,君子长戚戚”。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风气不好,做个坦荡之人太难,因为心术不正的小人太多,你稍不留神,祸从口出,如果遇上心胸狭窄、集权思想严重的领导,日子就更难过了。

    我们一次又一次陷入人性的怪圈:我们希望和我们相处之人都是坦荡之人,但是我们却总是有形无形地伤害那些坦荡之人,都容纳不了坦荡之人。

    我们党员干部要有海纳百川的心胸,要爱护、善待胸怀坦荡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单位和团队才会充满生机和正气。我自愧的是,我欠做坦荡之人的勇气,但我会珍视和善待坦荡的工作伙伴。

    第五,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敢担当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当下中国正进入反腐、改革、经济发展的深水区,各种矛盾交集,充满不确定性,如何前行,面临种种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员,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要明哲保身,要有担当,要敢闯敢干。

    战争年代,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每次冲锋时,党员干部都高喊着“跟着我冲”,冲锋在前;而国民党当官的是喊着“给我上”的口号,让士兵冲在前面。一字之差,胜负就定。那时,我们党员和干部有担当,总是迎着危险上。

    现在和平年代,我们党员干部朝前冲,没有性命之忧,大不了牺牲些个人的利益,承担一些问责和追责的风险。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过去在少儿社,我跟我分管的部门讲,我的作用就是为你们排忧解难,遮风挡雨。事情做成是你们,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有什么事情,我会为你们扛着。现在到教育社,我还是这句话,还是这么做。我50多岁的人了,功名和仕途对我没有多大意义,我的心愿就为我们社转型发展奉献自己的余晖。

    “三严三实”的基本点就是做人要实,它是我们立世之道,为人之本。落实“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关键是做人要实,即做一个有底线的人,做一个实在的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做一个胸襟坦荡的人,做一个有担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