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开展“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已近半年，许多理论家对“三严三实”的内涵作了精辟的论述，许多领导也谈了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我读了他们的文章后，受益颇多。本人理论修养不高，水平有限，不能全面而深刻地领会“三严三实”内容和意义，只能就其“做人要实”这一点，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几点肤浅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认为，习总书记提出的“做人要实”包含如下五层意思。

    第一，做人要讲底线。

    做人讲底线，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在亚当和夏娃为赤身裸体而感到羞愧的那一刻，文明就产生了。在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人逐渐脱离了动物性，有了自律和共同遵守的范式，这种自律和范式就是做人的底线。随着社会化的提高和分工不同，产生了众多的职业，于是就形成各种不同职业的底线。

    然而可悲的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物质文明得到空前的发展，精神文明却断崖似的下滑。做人的底线屡屡被践踏，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夜暴富，坑蒙拐骗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都敢做，正如马克思所言，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们宁愿冒上绞刑架和断头台的风险。为了敛财，教师不顾师道尊严，搞有偿家教；医生不讲救死扶伤的医德，没红包不上手术台；警察不严明执法，搞钓鱼执法……各行各业都有人肆意冲破职业底线。

    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和众多小苍蝇们都是见利忘义，一再冲破作为共产党人的底线，而葬送自己一生的。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就是以做人的底线、做职业的底线、做党员干部的底线为戒尺，把党纪党规、国纪国法摆在前面，任何时候都不能逾越。作为出版人，我们要守好我们的职业底线：不出质量事故和政治导向错误，为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

    第二，做人要实在。

    实在是对做人的品行要求。人的良好品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成长环境的熏陶、社会教育的养成，而且还需时间的沉淀。

    我们从小接受的都是正面教育，父母要我们做个老实人，老师要求我们做个踏实的孩子。然而，当我们走向社会后，残酷的现实一再颠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观念。

    前不久，我读了湖南著名作家阎真的《活着之上》，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至现在20多年的大学生活状况，反映出良币如何被劣币驱逐的令人心痛的现实：专心做学问的实在人在生活面前、在学术发展面前处处碰壁、处处受辱，而与之相反，那些不学无术的所谓的精明人，如鱼得水，如沐春风，靠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靠“密切”联系领导和学术权贵，最后成为学术新贵，执掌教学帅印。类似的景象，在当今中国的其他领域普遍存在。看完后的确令人心酸、心寒。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做个实在的人好。在人生的长河中不能因为一时吃了亏，受了委屈和挫折，就放弃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生在世，不论是实在之人，还是虚假之人，都有各自的烦恼和不如意的地方。做个实在人，至少活着安心。

    一个搞虚的人，一个成天搞忽悠的人，相处久了，谁还会相信他的。这样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不断地更换领导；不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这样，他们才会有机遇，才会有市场。

    我信奉陈云同志的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有实在人，才能做成事！

    第三，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诚实守信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洗礼，人们逐渐认识到诚实守信的价值。信义是无价的，过去我们为不讲诚信付出了太多太大的成本。

    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充分说明出版人诚实守信的重要性。我在少儿社工作时，曾带领科普编辑室的编辑拜访中国著名科普作家刘兴诗老先生，并签下了他大部分作品的出版权。谁知回来后，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刘先生是一个过时的作家，其作品内容陈旧，缺乏市场竞争力，又恰在这时，刘先生要装修房子，急需要一大笔钱，希望我们能先预付30多万元稿费。编辑部的同志很着急，既要论证刘先生作品市场竞争性和优越性，又要说服财务部门和社领导同意预付稿费，还要接待刘老先生一家到社里回访。经过一番工作，终于搞定了。刘老先生知道后，非常感激。去年，刘老先生作品陆续问世，获得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些时候，听说有其他出版社的领导也想出版他的作品。刘先生说了一段令我十分感动的话。他说，我把产品给你们就对不起周社长，虽然现在周社长已调离了少儿社，但科普编辑室团队还在。

    我讲这个例子，不是说我在与刘老先生合作过程中起多大作用。而是提醒我们编辑部的主任和编辑，跟作者交往和合作时，一定要以诚待人，要讲信誉。只有这样，我们与合作者才能保持良好的、持续的合作关系，才能互惠互利。

    第四，做人要坦荡。

    坦荡，词典上解释是心地纯洁、胸襟宽畅。我个人认为坦荡这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也是当下中国最稀缺的品质。中国古代先秦之时，多有侠客，也多有坦荡之人，明清之后，这两类人就很少见，到了现当代，几乎绝迹。做坦荡之人，代价太大了。1957年反右，多少坦荡的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遭受20年牢狱之灾；1958年大跃进，多少坦荡的干部，同彭德怀、黄克诚一样被打入另类；文化大革中，多少坦荡之志士，如张志新惨遭割喉，被人民民主“专政”。当下，做个坦荡的人，虽无杀身之祸、牢狱之苦之虞，恐怕遭受不白之冤、饱受精神折磨之苦还是避免不了的。

    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现在的社会状况，恰恰相反，是“小人坦荡荡，君子长戚戚”。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风气不好，做个坦荡之人太难，因为心术不正的小人太多，你稍不留神，祸从口出，如果遇上心胸狭窄、集权思想严重的领导，日子就更难过了。

    我们一次又一次陷入人性的怪圈：我们希望和我们相处之人都是坦荡之人，但是我们却总是有形无形地伤害那些坦荡之人，都容纳不了坦荡之人。

    我们党员干部要有海纳百川的心胸，要爱护、善待胸怀坦荡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单位和团队才会充满生机和正气。我自愧的是，我欠做坦荡之人的勇气，但我会珍视和善待坦荡的工作伙伴。

    第五，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敢担当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当下中国正进入反腐、改革、经济发展的深水区，各种矛盾交集，充满不确定性，如何前行，面临种种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员，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要明哲保身，要有担当，要敢闯敢干。

    战争年代，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每次冲锋时，党员干部都高喊着“跟着我冲”，冲锋在前；而国民党当官的是喊着“给我上”的口号，让士兵冲在前面。一字之差，胜负就定。那时，我们党员和干部有担当，总是迎着危险上。

    现在和平年代，我们党员干部朝前冲，没有性命之忧，大不了牺牲些个人的利益，承担一些问责和追责的风险。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过去在少儿社，我跟我分管的部门讲，我的作用就是为你们排忧解难，遮风挡雨。事情做成是你们，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有什么事情，我会为你们扛着。现在到教育社，我还是这句话，还是这么做。我50多岁的人了，功名和仕途对我没有多大意义，我的心愿就为我们社转型发展奉献自己的余晖。

    “三严三实”的基本点就是做人要实，它是我们立世之道，为人之本。落实“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关键是做人要实，即做一个有底线的人，做一个实在的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做一个胸襟坦荡的人，做一个有担当的人。